• 读周作人先生《北京的茶食》一篇

    2008年10月2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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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此篇录于周作人先生《知堂文集》一书,乃民国十三年(公元一九二四年)所作,时周氏年三十又九。周作人既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家,兹不必赘述。作此篇时,周先生已随兄鲁迅从日本归国,于北京大学任教,处事业之盛。在《知堂文集序》中,周氏谦称自己“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”,“求道的心更是浅”,但此书写的都是“我所知道的实话”。

     

    周氏自言书中所述“有的说的清朗,有的说的阴沈,有的邪曲,有的雅正”。但于我等不佞后生眼中,怕是先生文章多蕴隐晦,故每有曲解则望方家见谅。此文名曰《北京的茶食》,所谈到的在茶食以外,还有作者对生活的态度。作者向往那种细腻的生活,有文化味儿的生活。

     

    开篇作者言于东安市场买了本日本作家五十岚力的书,其间五十岚谈起茶食,说东京的点心都变得不好吃了。于是周氏就把东京和京都作比,拿北京同两者作比,说越有历史,则“享乐的风流余韵”便当益盛云云。仆窃以为历史同享乐倒是有些隔阂的,从大处着眼,中华文明是现在世界上不曾中断的文明中最为久远者,但我却尚未在中国的文化中看到享乐占到一席主要地位,最不济比起西方的一些物欲充斥的思想,中华文明也还算得璞真。作者序言中曰“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”,想若到了了然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天,历史虽更比现在来的悠久,然却与享乐相去甚远了。至于衣食住方面“精微的造就”,倘若真的是北京所缺乏之处,恐怕就如同我以上所言,并不一定是北京的什么反常,反也证明了历史和这些精微造就关联之杳渺。诚然这精微与否是当由文化决定的,文化赋予社会方向,斯方向并不为时间的流驶所枉,思想之根源在与社会发展的不断磨合下更有历久弥新的可能。

     

    另一方面,作者仅以茶食为例而探讨北京精微之处,则略显片面。坐落于城央的紫禁城,没人会否认是中华文明中最为细致而又最为雄伟的工程之代表,金黄的琉璃瓦,细致入微的木雕,无数碧玉珍宝,浑然一派皇家气象,是极为瑰丽的;琉璃厂的无数字画、文物、珍宝,乃至文人墨客流连于此写下的诗骚,无一不是别致的造就;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的北京,更有着无数文化瑰宝:国粹京剧、四合院、京菜、相声艺术、景泰蓝、糖人,以及遍布街巷的百年老号,分布全城的人文、历史遗迹与宗教建筑,皆体现了北京在不同方面取得的成就。即便单就茶点而言,北京的小吃也闻名于世:每年无数外地、外国游客慕名品尝京味糕点。北京更有诸如稻香村、桂香村、月盛斋、稻香春、南来顺等糕点业老号,论吃茶有吴裕泰、张一元、元长厚这些驰名中外的茗茶上品,作者所说的“在北京彷徨了十年,终未曾吃到好点心”的情况实为罕有,不晓得是作者长居海外已食不惯中式糕点,还是作者实在背运,屡屡与名店名品擦肩而过乎?

     

   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。作者看不惯国货,只因为是“粗恶的模仿品”,我觉得有些强人所难。中国要振兴,不能等着中国也出一个瓦特,也出一个爱迪生——那样我们永远赶不上那些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。我们需要一种“拿来主义”精神,别人发展得比较完善的东西,我们拿来直接利用。开始时可能只是仿货,但经过一定时间的模仿,我们终可以蜕变成新式技术的发明者。韩国三星公司起初仅是模仿美国的电器产品,但不是最终成为了大韩民族的骄傲?

     

    至于作者路经西四异馥斋,对这“义和团以前的老店”望而却步却也没什么充分理由。“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”确是不少人向往的,但那终也不过是个“幻想 ”。对于常人来讲,“焚香静坐”是不能维持生计的,对于这个社会进步也没有显著裨益,倒不如着眼些实际的东西。“花露水”和“日光皂”才是我们不可缺失的生活必须品,而“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”则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,如果人人都止“看花,听雨,闻香”,试问我们这个社会还靠什么发展?

     

    周作人先生倘若在世,我愿劝他还是多尝试着接受一下发展中的中国吧!确实有很多问题存在,但是我们总不能把精力都投入到打造“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 ”上——这确是先生的要求太高了。至于国货,我们毕竟做不到一步到位,是故先生只得权且将就用这些“模仿品”,但想必有一天中国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业品。先生是去东洋留学过的,明白日本人维新靠的是什么精神,我们不可能完全不损失传统地进入发达社会。还是面对现世的生活,好好享用我们所能及的茶食吧。

     

    周作人先生此文作于其人生盛年,故充溢逸乐之意,亦不为过。先生文章语言素雅清丽,有古朴之风;文思一贯而下,却不失井然。最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是,文中作者期望的那种恬淡静雅的生活,可能正是我们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欠缺的。读名家的作品,会给人带来不期的收获。

     

   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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